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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国内游戏市场面临版号寒冬、项目被砍、大裁员等困境时,许多游戏公司将目光投向新加坡,纷纷在那里设立分部。游戏人有的随公司外派,有的主动出国,把新加坡当作过渡地、跳板或“第二人生”的起点,因为新加坡地处东南亚腹地,是游戏全球化布局的桥头堡,具有税收减免、文化相近、时差同步等优势。

摘要

 

新加坡本土游戏公司少,研发氛围不强,更多是中国等国的大厂商设立的发行和运营分部。其游戏产业一直不温不火,市场体量小、人口基数有限,玩家偏好分散。不过,这里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几何中心,东接新兴市场,西连欧美主要航道,利于游戏全球化布局。大厂与一些创业公司的新加坡分部在运作逻辑上有差异,大厂决策层不在本地,信息往返会折损细节,而创业公司负责人常驻新加坡,决策自由度高、响应速度快。

 
工作方面,受当地法律约束和文化氛围影响,不少中国公司不得不缩短工时、放缓节奏,员工有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但工作和生活之间界限分明,“卷”的状态难以持续。生活方面,新加坡生活成本高昂,住房、饮食、交通等费用都远高于国内,即便公司提供补贴,也难以覆盖,而且政府的税收减免或补贴主要面向公司,员工难以直接受益。不过,新加坡文化活动丰富,娱乐消费相对便宜,作为交通枢纽,前往邻国旅行十分便利,且社会氛围偏西化但东方文化底色浓厚,华人众多,生活习惯与国内相通,从国内前来工作的人往往不难适应。

 
离开的原因主要有:部分游戏公司收缩海外业务,裁员,导致一些游戏人失去工作签证,不得不离开;高昂的生活成本、非母语的环境、有限的成长空间等也让很多人选择离开。而留下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稳定的工作和生活路径,有的是被新加坡在融资环境和市场辐射上的优势吸引,有的是喜欢折腾、乐于挑战、想要拓宽视野,他们通常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高的韧性,且对未来有积极的打算。

 
对于未来,留下的游戏人各有计划,有的希望在熟悉领域深耕并转型突破成长瓶颈,有的愿意投身变革与创新中探索新的游戏形态。新加坡这片地图始终在那里,游戏人随着各家公司的意图来到这里,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关键在于个人是否愿意走近去生活、去探索。

 

从中国到新加坡要多久?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最快6小时25分钟,这是Howell和Eason的航程;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可以快一小时,这是Flora‌的时间。

 

在2021年,这段航线变得格外“热闹”成了不少游戏人的“求生线”。版号寒冬、项目被砍、大裁员的背景下,步履维艰的游戏公司不甘于原地止步纷纷将目光投向南方那个秩序清晰、机遇尚存的岛国——新加坡,并在那里设立分部。

 

有人随公司外派,有人主动“润”出国门,去往他们眼中的过渡地、跳板,甚至是“第二人生”的起点。

 

如今市场回暖,当初前往新加坡的游戏人还剩下多少?他们是否真融入了这个国家,成为了游戏全球化布局中的一份子?

 

我试图通过几位在坡游戏人的讲述,还原们为何来到这里,又为何选择离开或留下。

 

 

全球化的前哨

 

干净、秩序井然、高楼与绿意共存,这几乎是所有人对新加坡的初印象。而在游戏人眼中这座地处东南亚腹地、紧贴马六甲海峡的绿宝石“,更像是推动游戏出海的“理想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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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机场

 

三年前,Howell公司拓展海外业务,和一批同事一同被派往新加坡。他很快发现,这里研发氛围并不强。本土游戏公司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像腾讯、米哈游,莉莉丝这样的中国厂商设立的发行和运营分部。

 

在新加坡求学、工作的Flora更直白:“整个游戏行业的景气程度肯定是和国内或者欧美、日韩这些没法比的。”新加坡虽然人均消费力高,但市场体量小、人口基数有限,玩家偏好也较为分散,即便是全球发行的游戏也鲜少将新加坡视为主要战场。

 

新加坡游戏协会执行理事的子天也坦言,这里的游戏产业一直不温不火过去本地偏向主机与PC方向的生态,并未因大厂入驻而真正建立起产业支柱;叠加“人少价高”的现实,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新加坡在游戏制作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天然的优势。”Flora这样说。

 

那么,越来越多游戏公司仍选择在这里设立分部。究竟图的是什么?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这里是东南亚地区的几何中心,东接区域新兴市场,西连欧美主要航道,是进行游戏全球化布局的桥头堡。

 

这听上去像是写进招商手册的统一注脚:税收减免、文化相近、时差同步……这些利好条件根本不需要身处异国他乡,就能从各处新闻中略知一二。

 

真正让人切身体会“全球化”的,并不是这些条目,而是此地的日常。只有当你站在街头,听着耳边交错而过的汉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的家乡话,看着不同肤色的人擦肩而过,“全球化”才不再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词而变成空气中流动的细节,渗入每一个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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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地的感知也会直接影响公司的风格与管理逻辑。Eason指出一线大厂某上海四小龙的新加坡分部在运作逻辑上就有显著差异。

 

他解释,大厂的决策并不在新加坡,本地团队承担的更多是“配合型职能”,信息往返之间,往往会折损一些只能亲身感知的细节。而某上海四小龙则不同,由于负责人常驻新加坡,团队拥有更高的决策自由度,响应速度也更快。

 

Eason当人真正身处其中时,很多判断其实不需要靠想象或转述:“看这个地方的宣发效果好不好,我就在地铁站前走一走,发现这个地方一眼就抓人,那这个东西就投得好。”

 

对于大厂如此,对于创业公司更是如此。Howell选择在新加坡创立自己的AI游戏公司,看中的不仅它衔接中国、欧美和东南亚三方市场的区位优势,还有这里相对活跃的融资环境。

 

比起近两年越发谨慎的国内投资人,Howell所接触的新加坡投资人出手会更大方一些:“这里有很多路演以及跟投资人交流的机会,增加了项目的曝光后,大家也会认可你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

 

但落地不只是关乎创始人的决心,也取决于能否找到适合的人才。

 

必须得承认,新加坡并非以游戏产业闻名,人才储备先天有限。Flora说:“这里的高校基本上没有游戏设计的大专业,专攻游戏的专业会放在类似大专的学校,但这样的话,学历和知名度可能就不够高,相对来说,人才资源就比较少。”

 

不仅学历和背景很难匹配公司的核心岗位,Howell也切身体会过招人的难处:“在国内有大量的人员可以快速到岗但是在新加坡招人,你就会发现整个周期被拉得很长。”在这里,短期内很难迅速招到一个既懂本行、又能立刻上手的人才。

 

更何况,即便招到了理想人选,也难以照搬国内的工作节奏。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最终都会渗入协作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一家公司在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之前,往往已经在内部经历了一小轮艰难的跨文化理解与调适。

 

 

生活在别处

 

对许多国内游戏人来说,生活像是一场不断加速的闯关游戏——996、通宵赶版本、随时回call……早已成为常态。

 

不过这种强度在新加坡难以照搬。受法律约束和文化氛围影响,不少中国公司不得不缩短工时、放缓节奏,或许对本地人而言仍属高压,对出海员工,已是难得的喘息。

 

Howell的AI游戏公司对产品迭代要求极高,工作强度并不低。他发现,来自新加坡和北美同事对“下班”这件事边界感更强。“他们下班了就是要生活,哪个老板来发消息都不愿意去回,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Howell坦言,“这个本来是新加坡的法律要求。”

 

经历过国内持续的疲惫作战后,Eason觉得在新加坡过得更尽管偶尔仍会加班,不过努力工作”变成了一截止时间”的健康状态:“偶尔加班是OK的。但是我用一种卷的方式让人家一直加班,那我是做不到的。”

 

然而,Flora在“卷”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她时常会在中坡之间往返,对两边的同事都有接触。她承认国内的工作时间会更长,但并不完全认为那是“被卷”的结果:“国内游戏行业的氛围很浓,大家会更热爱。但是在新加坡,大家的心态可能是这是一份工作,做这个也行,不做这个也可以,本身可能并没有很热爱他所做的游戏。”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之间似乎有一扇较为明显门,“卷”的状态偶尔能走进其中,但大多数时候被这道门温柔挡下。

 

相对宽松的工作强度或许让不少来自国内游戏人感到惊喜,但真正落地新加坡,高昂的生活成本往往会他们“当头一棒

 

最直接的是住房。在上海,700010000元人民币的价位能租到条件不错的小区在新加坡,同等水准的房子动辄要15000到20000元带家人整租,月租甚至可能突破30000元。

 

饮食方面也不轻松与欧美类似,这里的餐厅普遍附带服务费和消费税,菜价也高,一盒330g的生菜可能要25元,日常的普通外食人均支出300–500元并不夸张“我们有很多从国内过来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变穷了,外面吃饭都吃不起,打车都不敢打。”Howell打趣道。新加坡打车起步价约15至25元人民币左右,但如果是在高峰期的市区,2.5公里的打车费加上附加费可能将高达1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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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不少国公司会为外派员工提供补贴,薪资也会相应上浮。可Eason告诉我,这部分的涨幅远不足以覆盖高昂的生活成本,即便当地政府对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补贴,这些优惠也主要面向公司,员工很难直接受益。 

 

“新加坡当地是愿意提供一些税或者是补贴方面的(优惠),来帮助他去培养自己本地的一些行业人员。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政府愿意给你倾斜。”Eason补充道,“但政府的补贴对于一些大的团队而言,不会产生收益。”

 

物质成本的上升加重了心理负担,新加坡的精神生活却悄然打开另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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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价电影票与国内持平,高端娱乐如高尔夫跟国内相比反而更便宜。演唱会、展览等文化活动丰富又触手可及——不用拼手速抢票,也不用靠“黄牛有时一个傍晚心血来潮,就足以换来一场现场体验。

 

此外,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前往邻国旅行十分便周末往返泰国、马来西亚,时间短、机票便宜,动辄就来一次“轻旅行”。

 

也许是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Eason在国内常不由自主地焦虑,“下班去享受”总带着几分负罪感。而在新加坡,这种心态彻底消失了。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北京装修好后,厨房使用不超过5次在新加坡,他经常自己下厨,不是为了吃,而是单纯想享受做饭的过程。

 

尽管新加坡的社会氛围偏西化,但东方文化底色依旧浓厚。华人众多,生活习惯与国内相通文化差异并不显著,也不容易感受到排斥,从国内前来工作的人往往不难适应。

 

Eason在欧美工作时,自己活在一堆面具里,而在新加坡却觉得松弛和亲切。他的房东是潮汕人,保留煲汤的习惯,经常邀他一起喝汤聊天,就像朋友一样。

 

Howell也说:“新加坡当地的同事们都很热情,大家交流起来也很友好。”但他也观察到,“大家如果想要发展成新的朋友还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会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在工作上的这种交集就很难进入到朋友关系里面。”

 

看起来,在新加坡,以家庭为单位似乎更容易适应这座城市。事实上,许多游戏人还未真正安顿下来,就已转身踏上归途。

 

 

去与留之间

 

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许多游戏人来新加坡,是受疫情时期的动荡所迫。当时国内游戏市场挑战极大,不少人失去信心。尽管这种说法略显消极,但主动脱离沉郁的环境寻找新机会的确是一种现实的出路。

 

可就像动物迁徙,人总会下意识地比较生存环境,最终选择一个自己更能适应、更舒适的落脚点。受访者们告诉我,两三年过去,当初踏上这片土地的游戏人中,留下来的终究是少数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抗力所致。Flora注意到,很多游戏公司开始收缩海外业务,在新加坡高调入场的米哈游,也在近两年进行了低调裁员。

 

“你一旦没有了工作,就会丧失工作签证。如果没有工作签证的话,就没有办法在新加坡长期去待着。”Howell说。

 

另一部分原因则更为个人。除去高昂的生活成本,语言是一道难以忽视的门槛。尽管华人多,日常交流无碍,但游戏公司面对的毕竟是全球市场,英语能力仍是基本要求表达不畅,久而久之也容易动摇信心。

 

我原以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又自主创业的Howell不会有语言困扰,没想到他坦率承认,自己也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语言磨合期:“之前没有在应用环境里生活过,在国内可以很清晰地表达,但在英语环境下,特别是在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就很可能会露怯。我自己的话至今可能也没有做得非常好,确实有在这方面去做努力。”

 

Flora则观察到,很多在坡的游戏人还面临一个相似的痛点——目前所在岗位成长空间有限。公司内,除非是已海外市场验证的项目,否则很难有人愿意承受奖金减半的风险去投身新项目组而在公司外,新加坡的热门岗位集中在发行和市场整体生态类似,几乎无处可跳。

 

高昂的生活成本、非母语的环境有限的成长空间……这些都让“离开”显得合理我依然对一些人“留在新加坡”的原因感到好奇,而在受访者们的讲述中,答案也各不相同。

 

Flora是在升学时考中了新加坡的奖学金项目,顺理成章读大学、进入职场,起初在电商公司,因爱玩游戏转入这个行业——她的路径稳定而自然,代表着多数本地游戏人的状态。

 

Howell原是公司技术总监,早期就参与AI大模型与游戏的结合。他被这种破坏式创新深深吸引,决定创立AI游戏公司而新加坡恰好在融资环境和市场辐射上提供了理想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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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on则更喜欢“折腾”,从七八年前就开始做游戏海外业务,习惯挑战、乐于变化只待在国内市场看海外终究有限,而他想要把视野拓宽一点,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他们都具备了相似的特征:一定的经济基础,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极高的韧性。

 

有趣的是,这三人中,两三年前来新加坡的Howell和Eason都已在计划安家事宜,尤其提到未来孩子教育的问题。这两位受访者都高学历,经历过“卷生卷死”的学生时代,更倾向于为孩子提供一个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

 

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待得最久的Flora却告诉我,未来若有好机会,如果未来有合适机会,她会考虑回国尽管清楚这样可能意味着收入腰斩和比现如今10%更高的个税,她也期待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问Eason:“如果现在才决定是否来新加坡,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他沉吟片刻,回答得很谨慎:“要分两种视角看。”

 

公司层面,作为CEO,他认为“来”是对的:“我已经有了成熟的产能,我也不担心马上回饿死。我在其他方面挣钱了,国内的宣发也做了,在国内渠道就只有做得好或做得差的差别。但是做海外市场的话,它的增量是挺好的,而且赚得还是美元。”

 

但从打工人的角他便建议多考虑在他看来,如果本身状态稳定、对海外并无强烈向往,那其实没有必要硬出来“出来又不是为了看世界,还不是老板,也不是来整合资源,无非就是换个地方打工。”

 

对于未来,三人各有打算,但态度都很积极。

 

Flora希望熟悉领域继续深耕,也意识到需要通过转型来突破成长瓶颈。Howell虽然压力倍增,可这种良性的压力增大了他每天的兴奋感,他愿意投身到变革与创新中,探索新的游戏形态。

 

我问过Howell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款游戏,你觉得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是塞尔达的话,我现在刚刚出新手村,勉强有基础装备、滑翔伞、和一件稍微能打的兵器。但是挑战才刚刚开始,才要探索这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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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也是这样一片地图。游戏人随着各家意图大展拳脚的公司来到这里,有人离开,有人留下。

 

而地图始终在那里,就看你是否愿意走近——去生活,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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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竞核

版权申明:文章来源于竞核。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扬帆出海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代表扬帆出海官方立场。因本文所引起的纠纷和损失扬帆出海均不承担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如若转载请联系原文作者。 更多资讯关注扬帆出海官网:https://www.yfchu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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