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五十年，敢问路在何方？

2024年，真实的美国究竟是怎样的？

在旧金山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食堂里，我婉拒了朋友为我开茅台的盛情邀请，但还是破例吃上了过去20天里的唯一一顿中国菜。

5个小时后，我即将登上回国的14小时航班。而就在4个小时前，我从华盛顿飞抵丹佛与老友叙旧，而后又从丹佛飞抵旧金山，完成了一日之内在横跨美国三个不同州里解决三餐的“壮举”。

摄于Coinbase办公室

这样的“特种兵行程”算是我过去20天里的常态。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飞行7次3万多公里，踏足美加两国8个州省9座城市，拜访了科技、金融、创投、学术等领域的13位新老朋友，也收获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认知。

但将时间推移到出发之前，我内心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其实很简单：2024年，真实的美国究竟是怎样的？

近两年国内媒体对美国的报道中，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治安差，一个是物价高。尤其对于前者，我做了极为充分的心理准备，甚至临行前专门买了一个手机链，来降低当街被抢手机的风险。

而我的第一站，就是被称为全美治安最差城市之一的旧金山。

广义的旧金山湾区不仅包括旧金山市区，也包括东部的奥克兰以及南部的Palo Alto等地。我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南部，从斯坦福大学所在地Palo Alto，到谷歌总部所在的山景城，再到苹果总部库比提诺。这里的人均GDP高达13万美元，是全美收入最高的地区，自然，气氛也就一派宁静祥和，即便夜晚在街上行走也很难感觉到有危险气息的存在。

摄于加州山景城

但当我第二天来到市区时，情况确实大相径庭。街上随处可见Homeless（流浪汉）。他们大多是黑人，但也有少数的老年白人，往往三五成群在街头聚集，看上去样子确实有点可怕。

但如果说他们真的能给我造成什么威胁，我也并不这么认为——常年吸毒已经让这群人的身体变得腐朽不堪，就算是发生冲突，我也并不觉得他们能跑得过有健身习惯的我。

我跟这群人的“狭路相逢”有两次。

第一次是我在旧金山的路边等朋友时，一个蓬头垢面的白人老头走到我面前，大喊：You steal my job! You Chinese steal 3 million jobs. 这种对华人的敌意并没有太出乎我意料，我没有理会，保持了几米的距离。他见我置之不理，也就没有继续纠缠。

第二次则是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当我在街上走路时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黑人突然走过来问："Can I use your cellphone? I need to call my mum."对于这种套路我也算见多识广，当然是拒绝——如果借了，他大概率会拿着手机无影无踪。可能是觉得硬抢的胜算不大，他嘟囔了一句不知道什么，便扭头离开。

如果非要说这群人真的对我有什么实质性影响，那可能就是他们身上的大麻味实在太重，搞得旧金山和洛杉矶满街都弥漫着奇怪的味道，害得我刚到美国就咳嗽了好几天。在纽约时代广场，我甚至看到一个年轻白人举着牌子乞讨，而牌子上的文字是“Need Money for Weed”（我需要钱来抽大麻），我当然没有掏钱，但还是对于他这种“诚实”的行为报以一个微笑。

后来和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疫情后，美国流浪汉数量激增，这群人往往集中在市中心Down Town，因为这里靠近市政厅，政府会发放救济，而越发放救济，这群人也就愈发随遇而安，久而久之干脆在路边安营扎寨，当地人戏称“大别墅”。

在洛杉矶市中心，我有幸在朋友的车里感受了一下夜晚流浪汉聚集区的盛况，街边是一个接一个的帐篷，很多流浪汉佝偻着身体在街上穿行。那一刻，你仿佛置身游戏《侠盗飞车》中的洛圣都。路灯的照射下，又让我想起了电影里丧尸围城的场面——美国流浪汉的平均生存期只有不足6年，就算是在这短暂的六年里，他们的生活也和行尸走肉没有太多区别。

不过，大多数流浪汉和犯罪分子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用朋友的话说：“加州的主要犯罪模式是砸车，而不是抢人”。自从2014年加州通过了“47号法案”，规定包括950美元以下的盗窃在内犯罪行为认定为“轻罪”，不予起诉和拘留。没有了法律的制裁，“零元购”自然也就风生水起，尤其是车辆和店铺被砸确实是家常便饭。不过，针对抢劫，这项法案有着明确的规定：从背后和侧面抢夺视为盗窃轻罪，但从正面强行抢夺就是需要入刑的抢劫重罪。

所以与其冒着风险正面抢劫，犯罪分子往往会出其不意，针对走路玩手机的行人来个出其不意而后扬长而去，真正拦路打劫的情况并不算多。

而对此，美国人也早已习以为常。大多数商店和车主都买了财产险，所以如果真的遭遇“零元购”，店主往往会目送罪犯带着战利品离开，因为与其冒着人身风险与亡命之徒搏斗，不如让保险公司承担绝大部分损失。真正为这些犯罪行为买单的，是保险公司背后的美国全社会，尤其是中高收入阶层。

换句话说，“零元购”是一种美国特色的“二次分配”甚至“共同富裕”。而这种颇为市场化的“美式共同富裕”，从效率上真就不见得比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更低。

如果看懂了这个逻辑，很多看起来奇怪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举个例子，美国的公交和地铁，很多人是从来不买票的。我这次专门体验了一下洛杉矶和纽约的地铁，当我刷卡进站时，身边一个背包的黑人男子双手用力撑着地铁闸机的栏杆，嗖的一下就跳了过去，而穿着绿马甲的地铁工作人员就在一旁却熟视无睹。

地铁里更是热闹非凡，有玩滑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带着一米多长大狗霸占整个过道的，还有用拉环做引体向上的——当然，这些人大部分也都没有买票。后来慢慢明白，默许那些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买票的人免费搭便车，也是“美式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无论是“零元购”，还是公共交通逃票，也和另一个原因有关，就是美国高企的通胀。

2024年真实的美国物价情况如何？我个人把生活日常需要用到的商品和服务分成三类，每一类的情况不尽相同。

第一类是工业化产品，比如说汽车、数码、服装、汽油等，这一类商品的物价折算成人民币后，基本上和国内相差不多，甚至有些由于关税原因还有很大优势，比如在美国，一台全新的宾利飞驰只要不到20万美元，这在中国当然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类是产品+服务，代表就是餐饮和酒店，这一类的价格基本上是国内的3-4倍。纽约的一间快捷酒店一晚的房费要差不多120美金，贵的并不是房租本身，而是housekeeper的人力成本。餐饮更是不必说，小费标准从疫情前的15%封顶飙涨到如今的20%-25%。两个人吃顿像样的快餐基本上都要七八十美金，反倒是法餐、意餐的价格比较亲民，人均也就是六七十美金的样子，比北上深贵不了太多。

第三类就是纯粹的服务业，代表是打车，价格基本上是国内的7-10倍。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没有车基本上寸步难行，而如果选择打车，3公里的起步价都要10美金左右。即便是公交地铁，基本上也是2-3美元起步。对于很多月收入不到两千美元的低收入者而言，这并不是一个能忽略的开销，逃票也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不过，从整体感受上来看，通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大，从商场到餐厅，“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在拉斯维加斯，进入酒店便是清一色的老虎机，除了一旁21岁以下禁入的标示之外，没有任何人员上前检查身份，就连机场的航站楼也被老虎机摆满。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会时常去澳门和东南亚出差，虽然从不参赌，但跟当地政府的高层还算熟悉。在疫情之前，拉斯维加斯“赌城”的名头早已被澳门盖过，博彩收入只有后者的1/7，但最近几年却凭借着美国人旺盛的消费能力迎头赶上，如今已经达到了几乎平起平坐的水平。

摄于拉斯维加斯一赌场门前

要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小赌怡情，鲜有亚洲人的一掷千金，这种情况下还能逆势赶超，人气之旺就可想而知了。

最火热的还是餐饮业，尤其是午餐晚餐时间，几乎所有的餐厅都需要预订，如果没有Reservation就只能大排长队。在波士顿的一家餐厅，我和朋友甚至从中午一点一直排到接近两点才吃上招牌的龙虾卷，消费之火热可见一斑。等位时我粗略估计了一下，这家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小店，每年的利润起码二三十万美金打底。

这也是当下中美经济环境一个显著的差别——在美国，很多小生意都有着相当可观的收入，无论是餐厅、酒店还是理发店，就连长途大巴车门口都会贴上Hiring的告示。而在国内，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内卷程度极高，七亏二平一赚是不争的事实。蓝领岗位在美国的供不应求，和国内很多商场里服务人员的无所事事，形成鲜明的反差。

真正比较疲软的环节反而是在金融、互联网之类的白领行业。这几个月，美国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很多大厂都宣布了裁员，我这次也分别见了几个大厂的朋友，都是年纪轻轻收入不菲，但都不约而同地和我提到了辞职甚至回国的想法。他们的感受是，这边的工作的确舒适，甚至在互联网公司里一年到头几乎都不需要打卡上班，但温水煮青蛙的环境和随时可能被裁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叠加起来，反而不如回国内卷来得踏实。

但是在我看来，中美当下的经济环境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就业市场算是“疫情后遗症”。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大量发钱刺激了居民消费，即便疫情已经结束，民众的消费习惯却保持了下来；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在家办公的制度保留至今，也给了大众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消费。两者叠加之下，美国就变成了劳动力不足而消费能力有余，自然会产生通胀。

中国则恰恰相反，居民疫情期间勒紧裤腰带的习惯延续到了疫情之后，劳动力过剩而消费能力不足，物价和资产价格自然会进入下行通道。

美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了通胀的危害，所以才有了美联储的连续加息。目前来看，只能说通胀的势头被抑制住了，想让物价回到疫情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疫情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如果想恢复原状，恐怕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我离开旧金山的几个小时前，我来到位于Down Town的市政厅。广场前，一群人正高声抗议着什么，而警察则举着防爆盾牌严阵以待。一个年轻的示威者主动和正在录像的我打了个招呼，她告诉我他们正在为街头的流浪汉争取权益，要求政府停止警方驱赶流浪汉的行动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保护措施。我一开始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To protect them？”“Yes，to protect them.”

而就在一个街区以外，一群流浪汉正席地而坐抽着大麻，颇有些嘲讽的意味。

无论中美，疫情三年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对于美国而言，物价变高了，流浪汉变多了，但没有改变的，则是其作为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这一牢不可破的地位。

这种强大的反脆弱性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是美国？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是怎样练成的？

登上150米高的华盛顿纪念碑观景台，便能俯瞰整个哥伦比亚特区。从窗口放眼望去，白宫近在咫尺，稍远处则是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和林肯纪念堂，被称为Washington Mall的广场两旁，散布着财政部、劳工部等各大政府部门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

是的，这片面积只有177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权力中心。

在此之前，我听到过一种说法——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靠的是三大法宝：纽约的华尔街垄断全球的金融，旧金山的硅谷拥有全球顶尖的科技，洛杉矶的好莱坞引领全球的文化。

虽然我已经踏足这三座城市，但我还是决定给华盛顿留出了三个整天的时间。而我对美国更深层次的认知，也是从这里开始。

美国的几乎所有政府大楼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如果时值工作日，你甚至可以去农业部的食堂里吃上一顿正宗的“Made in America”午餐。这一次，除了白宫是因为需要提前三个月通过议员预约未能前往，我参观了几乎所到之处的每一个主要政府建筑。而无论是华盛顿特区还是各州，最宏伟的建筑一定是议会大楼，美国人甚至为了这个建筑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Capitol，代表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象征。

华盛顿的国会大厦竣工于1800年，高88米，是当年全美最为庞大的建筑，气势之恢宏与白宫的矮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印在20美元背面，前者则是50美元。另一个引人思考的细节是，国会大厦的朝向是坐西朝东的，恰好背对白宫而面向公众参观入口。也许这里的寓意就是：权力将永远让位于人民。

国会大厦的参众两院都是开放参观的，不过禁止拍照。而在州议会大厦（State House），这方面的管理就更宽松了，不仅不需要预约就能进入参观，而且从州长办公室到正在开会的参众两院，可以随意走动打卡拍照。我第一次来到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时，看到一间办公室门口的Governor's Office（州长办公室）颇为激动，结果门口的工作人员主动帮我拍了照片——这可能是整栋大楼里唯一一间需要预约的办公室，因为其他几乎每一间办公室都是敲门即进，甚至在门口就直接写着“Please Enter”。

当我再来到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时，就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大厅两旁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在开会，从二楼的门进入，你就可以参加旁听。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为每一位到访者开门——我无意间瞄了一眼他的胸牌，居然写着Senator——没错，他是一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交流了几句，我大胆请求和他合影，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留下了旅途中颇为宝贵的一张照片。

关于平等的细节还有很多。再举个例子，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落后于国内，但残疾人设施非常完善，很多残疾人都是坐轮椅上街。如果残疾人去坐公交车，司机会专门下车打开轮椅斜坡，然后帮忙推上车并且用车内专门的设施固定住轮椅避免刹车时发生碰撞，下车亦然，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分钟，期间全车乘客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稀松平常。

当然，这种制度上的平权只针对美国国内，并且不是与生俱来的。从二战纪念碑到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最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就是：“Freedom is not free.”

在美国最古老的城市波士顿，我重走了当地久负盛名的Freedom Trial（自由之路），从建于1634年的波士顿公园一路步行4公里，直到纪念1775年战役的邦克山纪念碑，也算是亲身感受了美利坚建国之前争取独立的那段峥嵘岁月。作为五月花号的后裔，美国人原本与英国领主相安无事，恰恰是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从1775年的莱克星顿枪声，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再到1783年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八年的战争中，美国人也探索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摒弃君主政体，投身三权分立和两党制度怀抱。

百老汇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汉密尔顿》所记录的正是这段往事。主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国父之一和首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财政制度和央行体系的奠基人，如今被印在10美元的钞票上。剧中，他的自白里曾多次出现过这句话：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scrappy and hungry.（我和我的国家一样，年轻、好斗、迫切至极）汉密尔顿一生决斗10余次，最终在一场决斗中死于时任美国副总统艾伦·伯尔的枪下。

在一众开国元勋中唯独选择汉密尔顿作为主角，不仅因为其作为美国宪法起草者的历史重要性一直以来被人低估，更因为他的一生也恰恰是美国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后来的一战二战以及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美国人也从没有忘记每次流血后的痛苦与反思。在博物馆的“Price of Freedom”展厅里，很大的篇幅都是关于19世纪美国对于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侵略战争，乃至其后关于民族平权的种种讨论和思考。黑人、墨西哥人、原住民，他们被五月花号的后裔们所征服、同化，而后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们也曾为星条旗流血牺牲，而直到若干年后，美国主流社会才意识到欠他们的那句道歉。

同为有着侵略史的国家，相比日本，美国至少可以做到正视历史。战争让美国人自我批判，不断革新，每一次矛盾和冲突过后，国家的底色都会历久弥坚。

美国人最近的一次反思则是关于巴以冲突。当我来到纽约参观联合国总部大楼时，破例被里面的朋友带入联大特别会议的会场旁听，正在举行的正是关于巴以形势的磋商。而与此同时，就在不远处的纽约大学，学生们正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行为。

摄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内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美国的“亲儿子”，在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是一种“政治正确”，然而这次，却开始有人公然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并且已经开始对主流视角加以影响。就在此后不久，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公开批评。与其说这是巴勒斯坦在舆论战中的胜利，不如说在美国内部的较量中，天平再一次向民主而非权力的一端倾斜。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人群，摄于纽约街头

至今，这种民族精神仍然令美国人引以为傲，而这种骄傲已经上升到了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文化自信。在美国街头，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家门口，很多地方都挂着星条旗——美国也被称为最热爱国旗的国度，因为这不仅是美国国家的名片，更是自由平等精神与宪法制度的象征。

而美国能从一个新生的国家到后来居上，也全部是拜此所赐。

很多人都曾经探讨过美国建国短短一百多年后就全方位超越欧洲的原因，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和远隔大西洋、受两次大战影响较小，这两点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在我看来还是科技创新的驱动。其实，直到19世纪，全球最重要的科学家依旧大多来自于欧洲，但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却已经开始属于美国人。

美国人最推崇的发明家有两个，一个是爱迪生，一个是莱特兄弟，而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不仅是发明家，更是优秀的商人。

莱特兄弟在发明飞机之前，曾经办过杂志，卖过自行车，看上去跟航空这个当时还不存在的行业没有半点关系。然而，正是由于对全新市场的憧憬，他们用了整整4年时间，自制了200多个不同的机翼，进行了上千次风洞实验和1000多次滑翔飞行，终于在1903年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机送上天空。

莱特兄弟的世界第一架飞机，摄于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同样，爱迪生的成功不仅是科研的结果，更是与其卓越的商业才华不可分割。1878年，31岁的爱迪生稀释了1/6的股权从一名电报商人手中拿到5万美元投资，折合现在的数百万美元，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使投资。而此后的十年里，为了电灯、直流发电机等多个发明，爱迪生又先后从摩根等人手中融资超过150万美元。而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衰退期间，1886年全美的货币流通量也不过是4亿美元。区区一家公司能融到全国货币流通量的1/300，难怪美国人自己都评价爱迪生说他最卓越的才华之一便是融资能力。

当然，投资者们也借助爱迪生的成功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爱迪生电灯公司经历了多次合并重组，成为了今天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通用电气，摩根家族创办的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至今还是这家公司的重要股东。至于我们后来熟知的硅谷沙丘路，以及红杉、英特尔们的故事，结合这段历史背景来看，也就显得司空见惯了。

在一个保护自由市场的制度下，资本有着天然的动力去承担风险来支持那些有着伟大创想的冒险家，而冒险家们在探索新大陆后满载而归，又会加入到资本市场中来为后来者提供子弹。这样的循环中会夹杂无数的失败，但失败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假以时日，总会有能重构生产力的颠覆式创新诞生。

而只有当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时，文化自信才有扎根的土壤。

这次美国之行，我花了不少时间参观各大博物馆，从盖蒂中心到大都会博物馆再到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最让我震撼的并非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数量单位不是件而是“墙”，也不是以房间为单位的梵高、莫奈、毕加索真迹，而是当我路过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区时映入眼帘一整面墙的元代壁画。大都会博物馆拥有的中国文物，在整个西方都是数一数二，而大多数文物都是中国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期间被美国人通过低价购买等方式纳入囊中。

曾几何时，我们选择声讨，用这种方式增添一点国宝回归祖国的概率。但这里并不只有中国文物，也有希腊的雕像、法国的油画，甚至整体搬迁而来的埃及神庙。如今跻身G7行列的意大利，当年流入美国人手中的罗马文物甚至比我们更多。

美国是个没什么历史的国家，但却可以网罗全球瑰宝，而后自成一派，这种文化自信的根源来自于科技发达、民众富裕。我特地问过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里最值得一看的展厅是什么，她的回答是：Entertainment Nation（娱乐国度）。其实，当你来到好莱坞，在星光大道走上一圈，你会发现一切不过尔尔，就连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好莱坞标志，不过就是山坡上几块再普通不过的字母牌。但好莱坞、NBA、橄榄球这些娱乐元素叠加起来，就构成了美国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

反观中国历史，大清的由盛转衰恰恰在于在科技落后、民众贫穷的情况下盲目自信，用所谓“天朝上国”的自大作为遮羞布，于是乎闭关锁国，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如今，流失海外的文物已经难以回归，只能静静留在大洋彼岸，让我们后人引以为鉴。

在即将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我在博物馆美国政治制度的展区遇到一对父子，孩子不过六七岁，好奇地向父亲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记录美国近几十年示威活动的展板前驻足良久。父亲告诉他，他不仅可以作为选民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面对社会的不公时有着走上街头抗议的权利。

这个不经意的瞬间，透露出的却是美国整个国家的运行逻辑：在宪法制度的保障之下，自由市场得以繁荣发展，教育体系也能给予下一代足够的空间。这两者的结合孕育了创新的诞生，进而保障了美国在全球科技、金融、文化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最终成就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

此情此景不禁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的孩子们还奋战在文山题海之间时，国会大厦展厅里的儿童们正模拟自己作为议员投票，而参议院会场中央的高中生们正在开始自己第一份参政议政的实习工作。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他们也许会成为华尔街的新一代中坚力量，抑或步入政坛真正成为国会山的一员，甚至可能是纽约街头或者哈佛校园里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抑或高呼Black Lives Matter的一份子。但无论怎样，他们都将会是我们的下一代未来的竞争对手！

是的，这次我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即便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维度里，中美作为竞争对手的现状也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下一代将靠什么和他们竞争？这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

在美国一所名校的咖啡厅里，我和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喝着咖啡聊着天。提起最近被热议的Tiktok封禁法案，他告诉我这正是他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一。“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但现在已经没什么继续的必要了，因为结果已经明牌了。”

我开了个玩笑：如果出席听证会上的Tiktok CEO不是华人面孔、精英背景的周受资，而是一个黑人跨性别LGBT大妈，说不定在听证会上的反响也许会更好一点，毕竟议员们对于每个问题都要字斟句酌，稍有半句不慎就会被指责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反而有可能让Tiktok逃过一劫。

摄于洛杉矶Tik Tok总部门前

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企业乃至整个华人群体在美国面对的艰难现实所在。

美国其实是个非常注重派系出身的国家，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有不少传承上百年的世家大族，而政商两界又相互连接，每一张参议院选票的背后，都有多个财团的支撑。更不用说美国特色的“旋转门”，进为官，出为商。据统计，1897年到1973年间，平均76%的美国内阁成员与企业有关联。至于金融、媒体等关键行业，则是犹太人的自留地，很多文章都写的很深入，这里不再赘述。

但美国又是个非常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上篇文章提到过，由于过往曾经对有色族裔有着严重的压迫，美国人在反思过后，颇有一些矫枉过正的意味。从大学申请到议员竞选再到奥斯卡评奖，只要你是黑人/拉美裔，或者有着同性恋/变性者之类的特殊标签，不仅不会受到歧视，反而是重大的加分项。

换个角度理解，这也是美国白人阶层为了拉拢同化少数族裔中的精英人群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虽然底层黑人收入仍然远低于平均值，但只要你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就能在更高阶层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成为人上人的一员。

华人的吃亏之处，恰恰在于这两边都不占便宜。华人在美国缺乏根基，又没有太强的政治野心，所以不可能靠派系出身取胜。但与此同时，比起有感情加分项的黑人或者拉美裔，华人又天生长着一副精英面孔，带着“数学好，智商高”的标签，在同情分上也没什么优势，导致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统计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可能性只有黑人的1/15，白人的1/3倍。

摄于斯坦福大学

甚至同为亚裔，华人跟印度人比起来也偏弱势，因为在美国的印度人尤其精英阶层非常抱团，最喜欢提拔同一族裔的同事。而中国人是有名的“一个人是条龙，一群人是条虫”，窝里斗的情况还是颇为严重。在美国的企业或者高校里，如果华人上司招了一个华人手下，为了避免偏袒之嫌，反而会要求更为严格。

最后的结果就是，硅谷的管理层都是清一色印度人，而华人要么做中餐馆之类的小生意，即便是精英也不过是研发、审计、精算等专业岗位，在政界商界有影响力的并不多。

中美关系的尴尬之处同样在此。

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时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大抵可以分成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中美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于美国而言，中国是制衡苏联的砝码，对自身影响有限，更谈不上竞争。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直到特朗普上台，中美有合作有竞争，但由于双方联系更紧密，反而步入了“黄金时期”。

这种关系的持续，同华尔街的政治势力是分不开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这些在中国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巨头，台前是中国的企业家们，而幕后股东往往都是华尔街背景的美元基金。这群人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也有动力运用他们在国会和政府的政治资源为中国说几句公道话。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中美之间的竞争开始大于合作，双方分歧日益增多。当今的美国政坛，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势力愿意为中国发声。

纽交所，一个曾经令无数中国创业者魂牵梦绕的地方

很少有人深入思考过2021年后美国政府对华态度急转直下的原因。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恰恰是在于，中概股暴跌之后，华尔街已经失去了其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就不再愿意动用政治资源维护其在中国的立场。

与此同时，疫情期间美国就业下降，很多白人将其归咎于中国制造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再加上我们的一带一路等政策在美国精英阶层看来危及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脱钩中国”成了一个在选举中针对不同阶层都能政治正确的论调。而美国政府和国会随后出台的各种政策，无论在台面上如何解释，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无法掩盖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在2021年，中美之间的差距的确相当接近，因为正当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我们的经济已经在全球率先复苏。但2022年之后，客观地说，中美差距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而这次美国之行，也让我对中美的产业发展逻辑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先说中国，中国领先全球的产业其实有一个共性，叫做“低成本快速复制”。

注意，这里可不是贬低我们的产业低端，因为越是高端制造业，“低成本快速复制”越是一个门槛极高的事情。我们领先世界的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低成本快速复制的能力。以光伏组件为例，目前美国本土组件的最低报价也在0.17美元，而我们已经低至0.11美元，相差30%以上。而组件上游的光伏电池片工厂，我们从开工到投产只需要8-10个月，美国却需要一年半起步。

就算是最近引人注目的“出海四小龙”Temu、Shein、TikTok、AliExpress，本质上也都是低成本快速复制的结果，左手把握供应链用最低的成本快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右手把握流量用最低的单位成本快速拓展用户基数，最后的结果就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间和成本的优势让我们的产品有着极强的竞争力，放眼全球别无二家。

中国能将“低成本快速复制”做到极致，在我看来有两个核心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有着“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良传统，能够在土地、人员、基建、资金等各方面为企业提供充足的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也是拜登一直攻击中国制造的点，大意就是中国政府过度补贴企业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冲击了美国制造业。

其实，这两年美国出台的很多政策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完全不比中国低。举个例子，美国上市公司Meyer Burger在科罗拉多州的光伏电池片工厂，区区2GW的产能就可以拿到来自美国能源部的3亿美元贷款、州市两级的9000万美元补贴和未来8年里的14亿美元税收抵免。但是，一旦发生居民抗议工厂影响环境或者是工人罢工之类的问题，美国政府体系就鞭长莫及了，而这种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自然决定了即便有补贴，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不可能和中国同日而语。

第二个原因其实更为关键，就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几乎就是为培养工程师团队而生的。美国的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到毕业生总数的不足20%，大部分理工专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和印度。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50%左右，绝对数量更是达到美国的9倍。标准化程度极高的教育体系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从而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技术人才。而在美国，你很少能看到所谓的“大国工匠”，不止一个在美国经营业务的朋友和我吐槽，在美国很多地方，就连一个螺丝都要从中国进口过来。

中国的优势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总结一下美国领先的产业共性，同样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计成本的颠覆式创新”。苹果、特斯拉、英伟达、OpenAI，这些雄冠全球的美国企业，没有一个是依靠低成本快速复制起家的。相反，每一家都是持续为创新巨额投入，甚至面对破产的风险。每一家苹果和特斯拉的背后，其实都有无数半途而废的创业公司离开牌桌，但他们却共同构造了美国科技与产业联动的生态，成就了美国至今在全球顶尖科技产业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颠覆式创新”的背后和两件事是分不开的。其一，是能给予冒险家无上限回报的资本市场。今天，美股最大的7家科技公司总市值超过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GDP的超过半壁江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正是因为天花板足够高，所以连Open AI这种被定义成非盈利组织的机构仍然可以拿到大笔融资。即便很多技术公司的市场前景决定了其永远不可能独立上市，也可以被大公司以上亿美金的天价收购。反观中国，只有在2021年前后“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阶段曾经短暂地出现过巨头砸钱抢人的盛况，其程度依旧远逊于美国，如今更是很难想象的。

其二，就是鼓励天才的教育体系。我这次先后造访了美国最负盛名的三所高校：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围墙，教室里学生们三五一组讨论着科研课题，图书馆经常是深夜依旧人来人往。在麻省理工，我路过一间教室时好奇地投过窗户望去，突然整个教室的学生都看向我并露出善意的笑容——我猜，一定是老师告诉他们外面有个人在看，并且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在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国学校里，你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自己从小在高校里长大，这些年和清华北大也都有不少交集。客观地说，我们的顶尖名校无论师资还是学生素质，都并不输给欧美名校。然而，恰恰是因为培养体系的过于标准化和学生从应试教育一路选拔而来的内卷化，导致我们学生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创造力。再加上我们注重工程与技术，相对忽视基础学科研究，就更使得天才性的颠覆式创新鲜有诞生。

以当下全球最为关注的大模型为例。最近这一年，很多中国大公司都在拼命采购英伟达的算力，但即便是Open AI，训练GPT-4也只不过是用了2.5万张A100显卡，而现在字节、百度、阿里的库存都已经远超这个数量，做出的大模型却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把一个需要颠覆式创新的领域理解成了中国人拿手的“低成本快速复制”，结果自然会南辕北辙。

在这次来美国之前，我一直认为中美在AI领域的差距只有一到两年，但是当我接触了足够多的业内人士，我意识到差距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这个差距并非我们的显卡太少，也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奥特曼或者斯坦福，而是因为我们在机制上就缺少孕育创新者的土壤。

须知，一个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未来的全员生产力水平，这场竞赛我们输不起也不能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