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根据2023年12月23日曾航在“定力至上”年终秀的演讲整理而来，部分内容有改动。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实地走访了几十家工厂，包括生产航母、战斗机、机床、化工原料、多晶硅、煤炭机器、拖拉机、钢琴、新能源汽车、饮料、服装、玩具、无人机的公司，收获相当大。

这是中国制造取得巨大进展的一年，作为专注研究国产替代和中国企业出海的媒体，星海情报局在过去一年当中写了将近100个国产替代的案例，深受广大业内人士好评，我们的读者典型读者包括工程师、科研人员、产线员工、高校师生、投资人等，他们是中国产业的中坚力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制造的线索。

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有幸来到制造业发达的浙江宁波，为一两百名专精特新企业的高管，分享我们关于中国制造和国产替代过去一年的核心洞察，我们总结了四大趋势，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内容，相信会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在世界当中的位置，以下是演讲内容摘录，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曾航）

    以下为正文

卡脖子的三种原因

《科技日报》曾经做过一篇专题报告，列举了35个被国外限制的关键技术，从此“卡脖子”一词走进我们的视野，核心意思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但是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被卡脖子的原因不只是技术。

第一种“卡脖子”现象，指的是我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尚未达到制造水平，例如光刻机芯片等，这种情况较为直观，很多时候并非我国技术达不到，而是从商业角度考虑成本不合适。

宁波是圆珠笔制造的重要基地，得力等企业均在宁波，每年生产约400亿支圆珠笔，但是圆珠笔芯仍然依靠进口，日本的两家厂商秋山和夏春精工垄断了圆珠笔笔芯市场。

我国供应链专家林雪萍老师此前的研究表明，我国有能力生产出高质量的圆珠笔笔芯，然而却面临着无人使用的困境，太原钢铁厂曾小规模试制了专为圆珠笔定制的钢材，在制造过程中发现，钢材需要与瑞士的米克朗公司的机床配合，并进行不断地调试，以提升良品率，这个过程的成本极高，我国圆珠笔的良品率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导致成本较高。

在生产出笔芯后，还需要与德国的油墨进行配合，中间同样需要不断地调试，成本复杂，再加上圆珠笔笔芯市场的规模较小，即使钢铁厂辛苦研发并调试出针对圆珠笔的钢材，但由于使用的规模仅为每年上千吨，对于钢铁厂来说，这样的规模难以盈利。

类似的案例颇为常见，以传感器为例，其中包含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等多种类型，某些细分市场的规模仅为两三亿人民币，国产替代的效益并不划算；半导体领域类似，例如激光退火设备，全球市场规模仅约为8亿美元，即便我国企业成功研发出该产品，也可能难以获得广泛应用，因为原有的国际厂商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如日本三井长期垄断该领域。

第三种情况是：我国虽有能力生产相关技术，但原有的产业链已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国内企业难以进入，国外产业链不愿意更换供应商。以汽车零部件行业为例，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和恩智浦并非直接向汽车厂销售芯片，而是通过集成商如博世等公司，将芯片集成到控制器等部件后再出售给汽车厂，这种方式使得它们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当前时代属于新能源汽车，但是我国汽车制造商如理想和小鹏没有选择绕过博世，直接与英飞凌寻求合作，因为蔚小理一年的采购量将只有十几万辆，过于有限。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领域，光刻机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共同体，光刻机的供应商很少遇到更换，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普遍存在交叉持股现象，全球最大的光刻机购买者台积电与荷兰阿斯麦之间存在交叉持股关系，而阿斯麦的上游供应商，高精密光学镜头制造商蔡司公司也与阿斯麦形成交叉持股。

在对成本较为敏感的行业中，如手机和汽车生产，企业可能频繁更替供应商，在光刻机等领域，成本并非关键因素，因其售价高昂且供不应求，因此很少更换供应，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在产业链上游很容易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街头日本车辆较多，经过一番探究，我才了解到日本企业在进入东南亚市场时，往往以其优质产品迅速赢得市场份额，这不仅限于丰田、日产等知名品牌，也包括本田等上游制造商，由于这些企业均为财团性质，其金融、物流、零部件及销售公司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拓市场，消费者购买日本车辆时，金融公司会提供贷款支持。

日本企业普遍遵循共进退的原则，在生意繁荣时向上游零部件制造商下单，生意不佳时亦会优先保障本国企业的利益，通过财团的相互协作，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这使我们认识到，制约我国发展的并非技术瓶颈，而是产业链上游的紧密合作。

半导体设计的EDA软件领域该领域长期被美国公司垄断，华为公司成功研发出国产EDA软件，打破了国外垄断地位，这一案例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关键在于产业链上游的紧密合作，而非技术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有多所知名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积极参与国产EDA软件的研发，并成功推出了熊猫软件，当软件研发成功后，国外却解除了对我国EDA软件的封锁，并实施了一系列策略，例如无偿捐赠国外软件给部分高校，使师生优先使用；对中国开放部分工具并实行免费；与上游的晶圆代工厂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盟，这导致国产软件在市场上逐渐被边缘化，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供应链洗牌的三个阶段

供应链的三个层次，规模最大的为界面型链路企业，即俗称的PC产业，如汽车、家电、手机和电脑制造商，这些产业的市场规模通常均在数万亿人民币之列，在过去一年中，我国企业在界面型层次方面表现出色，不仅在市场占有率上有所提升，销售价格亦有所上涨，销售价格的提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产品的高品质和消费者的认可。

以商务车市场为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该市场几乎被别克的GL8垄断，今年比亚迪旗下的腾势D9已连续十个月以上超越别克GL8，成为市场冠军，平均价格达到43万元，我国汽车出口业务亦发展顺利，且客单价呈上升趋势；阿迪达斯在我国面临巨大压力，销售额已降至约200亿的水平，相较巅峰时期几近腰斩，我国本土品牌李宁和安踏发展迅速。

日本企业如今正面临直接面向消费者市场的衰退，日本家电厂商已经被卷没，汽车厂商又在走下坡路，电脑公司亦倍感压力，手机市场更是缺乏日本企业的身影，日本企业从供应链的第一层次退居至零部件供应商层面，规模因而大幅缩减，在半导体、液晶面板等领域，以及汽车行业的电池和发动机，航空行业的发动机等领域，日本企业曾长期坚守，但如今亦在逐步退却。

电池领域我国企业与韩国企业表现出色；在半导体领域，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企业均具备较高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液晶面板在全球市场份额高达94%，如今却面临全面败退的局面，从第二个层次（部件）到第三个层次（材料与设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格局也在变化。

以飞机发动机为例，全球飞机整机市场基本被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垄断，接着，涉及到三家发动机制造商，其中包括英国的罗罗、美国GE和惠普，再往下是零部件制造商，其中既有中国企业，也有日本企业。在飞机发动机的材料和设备领域，日本企业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半导体领域，日本的材料和设备公司表现出色，但与零部件和整机相比，其规模仍有一定差距。

我国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供应链企业在过去几年内取得的飞速发展，这对于在座的致力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朋友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有人质疑整机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不高，以联想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联想不是科技企业，芯片用英特尔，操作系统用微软，组装环节利润微薄，许多汽车公司也面临类似的质疑，如电池来自宁德时代，比亚迪负责制造，智能座舱则采用华为技术，仅进行组装，并无太高技术含量。

组装能力是另一种维度的制造巅峰，以联想合肥工厂为例，尽管毛利率较低，同时对规模有较高要求，联想在这个领域实则已建立了稳固的根基。以灵活生产为例，如联想在合肥的工厂在旺季每周需招聘约8000名员工，在淡季这些员工又需离职，我国企业在这一方面颇具经验。

供应链国产化蕴含的产业机会

华为对中国产业链的推动力远超人们的想象，前段时间我去深圳，有个朋友的基金公司刚搬迁至华为坂田基地附近，并购买了一整层楼，俯瞰窗外，华为总部和富士康厂区尽收眼底，他指着窗外新建的一片写字楼跟我说，大量电子产业相关配套企业和投资公司最近都要搬过来，今年华为概念股大幅上涨，他的公司也因此收益颇丰。

众多从事电子产业的企业纷纷将办公地点迁移至周边地区，导致当地地价攀升，一批紧跟华为步伐的企业在未来几年将受益良多，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此前将荣耀手机品牌出售，筹集了约2000亿资金，这些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半导体产业链中。

华为曾出售荣耀手机，回笼2000亿资金，大部分投入到了半导体产业链中，作为产业链上游的重要角色，华为的崛起对整个半导体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利益同盟的存在，中国企业难以进入该领域。现在华为无法使用西方的设备、材料和软件，只能自行投资，打破了行业壁垒，这种趋势有望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华为哈勃投资已投资近90家企业，其中不乏高端企业，除了资金注入，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这些企业的深度合作，从上游供应链获得了宝贵的认知，例如合作伙伴分享需求、设计理念和痛点，从而共同优化调整。

专精特新企业中鲜有仅凭自身实力直接打入消费者市场，这要求企业具备强大的技术、渠道、营销、资金、品牌及国际化能力，多数专精特新企业，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中国，都选择与华为等产业链巨头紧密合作，深度磨合，确保自身难以被替代。

华为某副总说过，高毛利是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坚持的战略。以旅行箱制造商为例，国外高端品牌给予滑轮的采购价可达60元，从而使上游滑轮供应商有足够的资金用于采用优质材料、精湛工艺和聘请优秀工程师，我国箱包企业只能给予3元的采购价，这导致它们需要在成本控制方面煞费苦心，高毛利率的企业如华为对产业链的拉动作用巨大，而低毛利率的企业对产业链的贡献则相对较小。

抗风险能力也存在差异，茅台的毛利率高达90%，即使遭遇极端情况，毛利率降至一半，仍有45%，华为的毛利率在46%至44%之间，虽然受到制裁影响，毛利率空间较大，仍能度过艰难时期，但是有许多从事电子硬件的中国公司的普遍毛利只有20%多；汽车行业，华为与赛力斯、奇瑞、江淮等企业合作，华为利率为40%，而赛力斯的毛利率则逐年下滑至7%左右，这意味着在面对疫情或其他风险时，7%毛利率的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弱，可能因供应商拖欠货款等问题面临生存危机，而40%的毛利率则足以支撑高额研发投入，华为的平均研发工资超过120万元，华为连续多年在全世界所有企业中排名前三的研发投入，正是其成功的关键。

对于专精特新的企业，我们建议坚持高毛利率，避免陷入短期价格战，从长远来看低毛利率的公司鲜有成功者。

华为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超大规模工程师的管理体系，通俗来讲就是要勇于投入人力和资金以应对挑战，同时构建一套经济且高效的管理体系，由于任正非出身研发领域，因此华为在工程师管理方面具备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华为早年引入了IBM的流程管理，使得华为在表面上看是一家中国公司，实质上却是一家遵循美国式管理的企业。

华为早期便采用美国式企业的流程改造自身，其中法治精神至关重要，在华为，流程被视为合理的标准，而不是老板的话，这一点在研发领域尤为关键。

未来产业链将会形成中美双系统格局

谈及我国中小企业的机遇，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在许多新兴科技的原创方面与美国等国家存在差距，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但我国在产业链落地能力方面却有着美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乔布斯创新了智能手机，发现第一代iPhone的玻璃易受钥匙损伤，为解决此问题，他寻求我国企业的帮助，最终找到蓝思科技，一家原为手表制作玻璃的公司，如今苹果手机与钥匙放在一起，不再轻易被划伤，这彰显出我国企业在制造业实施方面的优势。

我国在技术快速迭代领域表现尤为出色，如光伏技术，某光伏企业的高管透露，他们新一代技术从规划到投产通常只需三个月，当他们在中西部选址建厂时，往往会得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亲自接待，因为企业能为当地带来数十乃至上百亿的产值，这是我国企业迅速发展的缩影。

相较于美国，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巨大，美国可能需要三年时间论证并建设工厂，不论特朗普、奥巴马还是拜登执政，他们都呼吁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效果不佳，许多美国专家的分析也指出，制造业回归美国困难重重，这不仅是因为成本问题，而且美国现已不具备相应的产业环境。

疫情导致美国人力成本显著上升，如今美国卡车司机的税前月薪已达1万美元，加油站工人年薪超过14万美元，甚至普通汽车工人的年薪也达到十几万美元，企业很难承受如此高的人力成本，还有工程师短缺问题，当年我国计划新建生产线时，需要9000名工程师，在美国招聘满员需要9个月，而在我国仅用15天就完成招募，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链形成了交叉输出，工程师资源丰富。

例如，光伏工程师来自液晶面板、半导体、汽车和家电等行业，他们可以相互跳槽，近期甚至有汽车生产线和供应链工程师转行生产无人机，中国是工业能力齐全且丰富的国家，各行业基因的交叉带来化学反应。

基础设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直至2005年，我国北京仍经常停电，原因一方面是能源不足，另一方面是电网落后，如今，在浙江宁波地区，停电问题已大幅改善，相较而言，越南和印度的电网改造仍任重道远。

新型能源体系颇受瞩目，我国目前大量依赖进口能源，如澳大利亚煤炭和中东石油，太阳能和风电等发电成本已经显著降低，我国能源安全迎来了新契机，某光伏企业高管介绍，西部某地区发电成本已降至每度电一毛钱，但是发电成本与购电价格存在一定出入，发电首先需接入大电网，而光伏等不稳定电源对电网造成负担，解决此问题需依赖储能技术，但目前储能技术尚不完善，如锂电池储能易发生起火爆炸等事故。

尽管如此，技术在不断迭代，光伏和风电发电成本逐渐降低，智能电网改造及储能技术进步有望在未来5-10年内使电力成本降至每度电1——2毛钱，高耗能行业如电解铝、有色金属和化工等领域将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在这一领域与中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尤其在光伏和储能技术方面，中国在技术和制造方面均具一定优势。

在研发投入方面，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重要地位，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美国700多家、中国597家、日本仅有293家，整个欧洲加起来不到400家，而俄罗斯仅有一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表现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基础正在不断壮大。

我国如今能够制造全球最先进的航空母舰，航母上使用的各种设备、精密光学仪器、雷达、隐形战斗机、预警机、电磁弹射器等均体现了工业基础的提升，如此规模的项目落地，对整个工业基础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对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企业，紧跟大项目和大企业的发展策略是明智之举。以军工领域为例，珠海一家军民融合公司表示，军工项目虽难度较大，但一旦进入供应链，便具有较高的壁垒。这是因为项目保密资质和前期论证等环节耗时较长，且专家论证和定型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这种壁垒也意味着，一旦企业进入供应链，想要退出便相当困难，这也体现了专注特性的重要性，华为产业链一样，进入不易，一旦绑定，便难以被替代。

在过去的一年中，供应链的外迁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电子领域，其外迁速度相较预期更为迅速，据相关报道，苹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印度生产的iPhone占比提升至30%，索尼相机原先100%在中国生产，现已逐步将出口至欧美的相机生产线迁移至泰国，并进一步将全球出口的相机生产线全部转移至泰国，仅剩在国内销售的产品，其在中国生产的份额仅占总量的7%，这一变化速度相当惊人。

昔日天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拥有三星和摩托罗拉两大知名公司，随着这两家手机企业的撤离，天津的制造业迅速陷入衰退，现在已鲜少听闻天津在电子制造领域具有显著实力。

苹果供应链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日本封闭的供应链体系，苹果供应链更开放，苹果对中国市场的支持有目共睹，十年前我所著《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中阐述，全球范围内与苹果合作的供应商多达610家，我们发现其中259家位于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国共有88家，台湾地区37家，日本和韩国126家，欧洲各国仅21家，美国49家，南美7家，这一数据充分展示了苹果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

苹果的整体供应链主要集中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苹果并非普通企业，其在供应链的参与程度颇深，以iPhone4手机为例，其边框的一致性要求极高，加工难度较大，苹果便与富士康共同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他们找到了北京一家名为北京精雕的公司，共同研发出一款新型机床，从而显著提升了整个工艺水平，由此可见，苹果这类公司在某一地区的落脚，能迅速带动供应链的发展，电子供应链具有特殊性，零部件较小，便于空运，无需投入大量重型设备，相较于其他产业，电子工业的迁移较为容易。印尼、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最大。

制造业回归美国并不切实可行，这一观点已得出明确结论。然而，如今美国企业却在印度和墨西哥等地建厂，这对我国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一个显著趋势是，我国反过来在关键技术领域对美国形成制约，如光伏和储能技术等领域。

中国企业欲在美国投资建厂，如光伏和储能工厂，需经审批，若属我国先进产业，不能随意在美国投资。此类现象将愈发常见。美国制造业已严重空心化，我国工厂技术先进，不能随意在美国设立分厂。或许仅在墨西哥设厂，再将产品转运至美国，才可实现投资目标。

最大机遇在于行业洗牌，过去西方供应链形成稳固同盟，我国企业难以进入，如今受国际局势和国产替代的推动，我国必须建立自主供应链，富士康等已受到影响，未来世界或许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美国推行一套标准，我国亦推行一套，如美国有GPS，我国有北斗；美国有安卓，我国有鸿蒙，其他国家将在中美两国间寻求接入，而非选边站队。

冷战中小国处境尴尬，朝鲜与苏联结盟，无法与美国做生意；韩国与美国结盟，又无法与苏联阵营国家贸易，如今，新加坡、泰国、越南、韩国和德国等国，既与我国紧密合作，又与美国保持联系，德国汽车企业在过去一到两年内加速进入我国，因为发现我国电动车产业环境优于德国，我国一款新车从研发到生产只需三年，而德国需五到七年，我国800伏电动车平台已广泛应用，而德国要到明年才能推出类似产品，德国汽车制造商纷纷寻求与我国企业合作，以提升竞争力。

宝马等企业可能将我国视为最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华晨宝马中外资已控股超过50%，中方股份仅余20%多，日产等企业也可能效仿，将在我国研发和生产汽车，借鉴特斯拉模式，将产品销往全球，意味着行业洗牌，原有供应链上的企业并非绝对优秀，而是因既得利益而稳固，如今我国自主建立供应链，有望洗牌现有行业格局，催生一批核心企业。

我们反对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因为这过于简单。如有人称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德国人擅长制造汽车，实际上，我国已能生产全球最佳手机、汽车、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斗机，不要认为中国人只会模仿，中美两国分工不同，美国人擅长提出想法，中国人擅长快速将想法实现，并降低成本。这种能力同样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研究方法应关注资金流向，如融资方式、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等，以更全面地分析问题。